外公

回鄉兩天，對我而言是想像久遠的惡夢，延續了五年。自從祖母過世，我一直不敢面對那片昔日的童年夢土。江門舊城區的建築更迭緩慢，許多一棟棟的建物數十年來根本沒有變化，變的只不過是裡頭人搬出、搬入，如同我往日的住所，現時已不復存在。所以走過舊地，總感到心頭震動，若沒有人同往，我將無法承受這些情緒。

我人生的前十年都在江門度過，在極為缺乏保護的家庭狀態裡，仍然領受了祖父母輩最真摯深沉的愛。他們教曉我什麼是不求回報、耐心溫厚的愛護。但是不足夠，我在童年成長過程中極為不安。所有身邊的親人的雙眼都抓著我，要一個小小的我同理他們各人的處境，又因每人的際遇和選擇不同，一個四分五裂的家庭裡，各人有各人的敍事，他們每一個人都希望得到我 — — 一個成長中的心靈的純粹的同理。但我亦做不到。

外公以往常常牽著我的手，先到美式快餐店買雪糕，再一步步領回他光線晦暗的家裡，在他房間書桌前讀書、寫書法。要我寫字的同時，他有時邊忿忿不平地言說與外婆那一邊親戚不和睦，也得不到自己一雙子女的同理。唯有我不吵不鬧，他著我不要將心神放在家庭裡任何糾紛上，而我的父母離異，自然也有多種利益不清的爭吵。只要埋頭讀書，妳可以成就妳想要的。他這樣囑咐。

直到2020年他離世前已無法言說，他以紙筆寫下最後要給我的幾句話 — — 我忘了，其中一句是「不要參與政治」。小時候我對他印象是憤怒。他很憤怒，對外人、政府、身邊文化程度不及他的人、對妻子的無能與勢利、對妻子一家人。他在晚年用心照顧自己有精神障礙的妹妹，為她煮食、照料起居，每朝早規律到市場買菜。而他的家族有精神病史，兒子也沒躲過厄運，在舅父嘗試自殺那段時間，的確讓他深受打擊，而他也有手足早早死於精神疾病。

不能說他的晚年生活不枯燥，但他鬱鬱寡歡，似乎將最後可以動用的同理全都放到了我身上。因為他身邊只剩下我一個子孫可以託付他的愛。

我忘了到青春期哪一階段，早已不想再到訪他的住所。太過陰沉，而他的憤怒不減。我總想與他說說話，但我也不知從何帶起。他總給我拿出手太多的零用錢，我感到愧疚，收下，想陪伴他卻感到窘迫。然後我長大，變得冷漠。這些冷漠的牆很好，足以阻擋身邊親人總要索求我的同理，我以冷漠換來歇息。

只不過，我以為淡忘了他，卻在他過世後多年，踏進他那幾乎原封不動的房間後被瓦解了全部。床上的電話，是他長年總要打長途到澳門所配備的，他也許有床前書寫、閱讀、思考的習慣。祖母常說外公疼惜我，他是個深受教育的有文化的人，在那種三線城市，那個年代，無非是要出身世家才有機會讀書。以往外公家裡未中落，未經受文革，是富貴一時，中年後就過上了苦日子，也令他無法接受現實打擊，神經十分敏感，憎恨共產黨。故然，他著我「不要碰政治」。

床上的被褥相信他逝世五年後都未曾掀開過，門簾、桌椅、地上各種雜物都積上一道厚重的塵。這裡就是一個死亡現場，一道生命離世的痕跡，沒有人願意打理。舊居只餘下他那位精神障礙的妹妹深居簡出，高齡七十歲。除了少量金錢，我也無法提供任何援助。

我好奇半掩的抽屜裡裝了什麼時光，打開有兩封寫於2003年的信，是外公要寄給母親的。他的字跡秀麗，可見他的涵養不假。然而，行文間字字都在請求他女兒、我母親對他處境的同理。他形容自己是一個「不懂刷鞋、說話不中聽」但真誠的人。他寫出了某部分不被身邊人理解，被指認是個極端之人的不堪和脆弱。

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。我寫信，但我從不寄出，我寫的，全都是對身邊人、對自己的不解與悲憤。當中曲折的情緒，在文字間流淌而出，但從未冀想可以得到任何人的同情或理解。而外公那兩封藏了十年以上的信，始終沒有寄出。我不知道他的想法為何，或許他羞於展現脆弱，或者他厭惡自己再一次控訴父子、父女關係被外人破壞。或者他已接受自己的孤獨、或排斥自己的孤獨。

我偷了一隻停擺的男裝錶，兩封信，一個電話簿。在幾次痛哭之後離開了外公的房間。走到路上，艷陽高掛，幫母親撐傘同時又低頭哭了出來，臉上扭成一團。我知道那是一種有重量的哭泣，而恰好身旁有人見證。或者我已經允許讓父母旁觀我的沉重嗎？反之，我已強大得可以一如當年未收信的母親般，捨去自我去同理、承受、分擔父母的複雜情緒嗎？

若要如此對我而言就是惡夢。

如果可以，我並不想成為那個被親人撕裂的誰，我也許沒有任何責任去同理任何人。即使他們以雙眼控訴我。在這一層面，我惋惜外公的寂寞，珍惜他給予我的愛，但也無法包容任何父輩在情緒上的自私自滿。